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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新长征福利院送活人去殡仪馆事件

文｜财新 包志明

5月1日早上6时许，睡梦中的王小梅（化名）被一通电话吵醒。上海新长征福利院的工作人员通知王小梅，她的姐姐“去世”了。
王小梅的姐姐75岁了，没有子女，一直都是王小梅在帮忙照顾。一年多前，年事已高、渐渐力不从心的王小梅将姐姐送入新长征福利院。

成立于1983年新长征福利院原本是属于普陀区民政局管理的公办福利院，1998年，该福利院还被纳入上海市政府实事工程，总投资1000万元。2017年，在养老院“公建民营”风潮下，新长征福利院被刘柱和刘颖骅父子承包下来。
据新长征福利院员工透露，疫情前福利院共有150多名老人，另有20多名护工、1名护士和1名医生。3月1日上海普陀区暴发首例疫情当天，新长征福利院即进入封闭式管理，禁止家属探视。
福利院还是被疫情击中，4月8日，一名老人被确认阳性，此后又相继有多名老人和护工感染阳性，其中包括王小梅的姐姐。

5月1日10时许，王小梅和丈夫赶到了福利院所在的清峪路130弄小区门口，从福利院工作人员手中拿到了姐姐的死亡诊断书，后按工作人员指示去附近的社区医院开具死亡证。王小梅称，在开死亡证时，“社区医院只问了一些简单的问题” 。
吴建冲和韩斐是宝山区殡仪馆派来拉运王小梅姐姐“遗体”的接运员。他们在16时30分许到达了福利院，这时，一具已进行全面消杀、并被密封装进黄色尸袋的“遗体”已停放在门口。
在将“遗体”搬运到车内时，接运员吴建冲感觉“遗体”似乎动了一下。他立刻叫同事韩斐一起察看，在确认“遗体”确有生命迹象后，他们叫来了福利院工作人员将尸袋打开进行进一步确认。
“活的！是活的！” 吴建冲掀开覆盖在“遗体”面部的毛巾时，看到这具所谓的遗体确实是一个大活人。在福利院工作人员试图将毛巾重新盖住老人面部时，吴建冲马上阻止，并让工作人员赶紧将老人送回医院。
这荒诞一幕被社区居民拍下后上传到网上，引起舆论强烈声讨。

从回程出来的吴建冲和韩斐口中得知姐姐还活着的消息，王小梅愤怒之余，马上拨打110报警。社区片警赶到后，进入福利院确认王小梅的姐姐确实还活着，并拍摄了视频。“眼睛睁得很大，还在眨眼。”王小梅描述，视频中的姐姐精神状况还不错。
当晚，王小梅姐姐转去普陀区新冠定点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因疫情，我们家属无法见到亲人最后一面。如果不是殡仪馆工作人员高度的责任心，一个活人就这样被烧掉了。简直是荒唐！”王小梅说。

5月2日，上海普陀区政府对此事作了通报：第一时间开展调查，并将老人转运至医院救治，目前老人生命体征平稳。据调查结果，对普陀区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建东党纪立案，接受进一步调查；对区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耀红，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刘颖华，长征镇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主任吴友成3人免职、党纪立案，接受进一步调查；对新长征福利院院长葛芳免职、政务立案，接受进一步调查。
此外，普陀区卫健委根据《医师法》规定，吊销涉事医生田某某医师执业证，并由公安机关对其立案调查。区民政局对新长征福利院启动行政处罚程序，并派驻工作组进驻该福利院开展后续工作。
另据宝山区殡仪馆通报，因挽救老人生命，吴建冲和韩斐两人分别被予以5000元的奖励。

一名上海卫生系统人士对新长征福利院直接出具死亡诊断书的做法十分不解，他告诉财新，医生判定患者死亡有一定标准，必须在生命体征上没有呼吸和脉搏、瞳孔放大、同时心电图变成直线，即便如此，如果有家属在场也需要家属到场确认死亡，家属不在场的，也需要抢救半小时以上的记录。
“就算是有医务室的养老机构，大多也没有专业设备可以进行抢救，在发现老人病危后一般是第一时间叫120送至医院，疫情期间虽然120到达时间会晚，但这个流程还是可以走的，不理解为什么医务室医生会直接诊断老人死亡。”他说。
据多名新长征福利院员工透露，新长征福利院的医生田晓英虽然拥有医师执业证，但其之前是在农村诊所行医，并不具备临床诊断的能力。“她之前主要就是帮病人配药、挂水，看病是没有这个能力的。”福利院员工说。

新长征福利院的承包人刘柱进入养老行业已经逾二十个年头，上海本地报纸《新民晚报》曾称他为“沪上创新养老机构的先行者”。
2001年以前，刘柱是上海申新九厂的一名厂医。申新九厂中国第一家机械棉纺织厂，前身为李鸿章于1878主持筹建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关停下岗潮中，申新九厂于1996年9月全部关停，前后共有3000多名工人下岗，刘柱就在其中。2001年，刘柱联合了另外4名厂医，将原本厂里闲置的职工宿舍改造成了养老院，成立了申新敬老院，共设有169张床位。这是上海首个利用废弃工厂宿舍改建为养老院的案例。

21世纪以来，中国老年人口飞速增长，但以公办养老院为主体的养老产业却无法跟上形势。碍于有限的财政资源，公办养老院的定位为救济性福利单位，仅承担救济城镇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赡养人的“三无”老人和农村五保户的职责，能提供的床位数非常有限。
于是，国务院2011年下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中确定了“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原则，明确政府的职责定位于制度规划、筹资以及服务监管方面，同时打破行业垄断，逐渐开放养老市场，通过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方式增加市场供应。
所谓公建民营，就是由政府提供硬件设施，低价出租给民营机构，由其负责运营，自负盈亏，政府主要负责服务监管。由于投资门槛和运营成本大幅降低，大量社会资本涌入，一批“公建民营”型养老院应运而生。

刘柱也在这个时候开始扩张他的养老版图。2013年，刘柱和儿子刘颖骅共同成立了上海颐佳苑医养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颐佳苑公司）。此后，刘柱就先后从普陀区民政局承包了长寿路街道敬老院和百达敬老院。
至2021年底，刘柱家族已经拥有了普陀区桃浦镇第一养老院、新长征福利院、长寿路街道敬老院、馨越长者照护之家、长寿安远长者照护之家、静安区乐宁老年福利院等8家养老院的运营权，总床位数超过1200张。
其中，桃浦镇第一养老院则是普陀区规模最大的养老院之一，由桃浦镇投资近1亿元修建，床位数约500张，成立后不久即交由刘柱运营。
一名刘柱管理的养老院员工告诉财新，2019年开始，因年纪和身体原因，刘柱逐步将手中的养老院交由儿子刘颖骅负责运营，自己则退居幕后。

在养老院版图迅速扩张的同时，刘柱为降低成本，不惜置养老院的服务和管理于不顾。
据一名新长征福利院员工透露，在2017年刘柱承包前，福利院护工采取12小时两班倒工作制，即白班6点上班至18点下班，晚班18点上班至第二天6点，做一休一。刘柱承包后将护工的排班改为24小时住院模式，即全天24小时住在福利院，每月假期只给一两天。
在护工与老人的配比上，该员工称，接管前，福利院一名护工大致要照护6名老人，刘柱接管后，一名护工大致要照护9到10名老人。据他提供的数据，新长征福利院现有床位约200张，但护工仅有20多名，且一半以上护工是第三方劳务派遣工，并非合同工，也没有护工证。“很多老护工都受不了这个工作强度走了，他就从外地低薪招了一批。现在福利院的护工数量比以前减少了一半。”
长寿路街道敬老院的一名员工则称，刘柱承包前，敬老院有护工17人负责63个床位，现在只剩下2个护工负责14个老人。“服务质量下降太厉害了，老人都吓的不敢来。”
据中国民政部《养老机构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规范》要求，对完全不能自理老人的护理员的配备比例为1：3—1：5；对部分自理老人的配备比例为1：8—1：12。
地方标准通常比这要严格一些。北京市《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星级划分与评定》中，最低等级的一星级养老机构明确要求：对重度失能老人的养老护理员配备比例为1：3；对轻中度失能老人的配备比例为1：6。上海市对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的评定中，则没有该配置比例的要求。
“福利院的失能老人和行动不便的老人要占到一多半，每天都要喂饭、擦身、户外活动、换成人尿布等，在一对十这种工作强度下，护工根本无法用心去照护好每一个老人，能做到什么程度只能凭良心。”上述员工说。
“4月以来，福利院有大约有10名护工阳性，被送去隔离，人手紧缺的情况更严重了。”上述福利院员工说，“有些护工需要1人照护20名老人，很多老人整整一个月都没擦身和洗澡，还得了褥疮，挨饿更是家常便饭。”
据多名员工透露，为了压低成本，刘柱招聘的护工底薪普遍只有4000多元/月，然后在4个床位的基础上，每增加一个床位给300元/月。
“在这种薪水下，很难招到合格的护工，不少护工本身就是退休老人，文化程度很低，也没有护工证，上面来检查的时候就从别处借调一些护工充数，甚至买一些假证。”一名员工说。

刘柱父子对养老院的管理也十分粗放。多名员工称，此次被免职并政务立案的新长征福利院院长葛芳并非专业管理人员出身，她以前是该福利院的一名会计，因前院长生病才临时顶班成为院长。
“上面对院长最主要的能力要求是‘拉人头’，因为政府对养老院的床位有补贴，床位利用率越高，补贴总量也越多。”多名员工称，只要能拉来住院老人，每拉一人可以给800到1000元的提成。
在驻院医生上，多名员工称，为了降低成本，刘柱一般是招外地退休的医生或者村医，工资只有五六千元/月。医务室的配置也十分简单，一般只有血压计、听诊器等一些简单设备。

在这种管理方式下，刘柱管理的养老院很早就出现过多起事故。2015年7月，刘柱当时承包的百达敬老院就出现过一名老人入院仅2天就跳楼自杀的恶性事件，上海市二中院以护理上存在疏漏，判决百达敬老院赔偿死者家属2万元。
虽然管理糟糕，但是刘柱父子管理下的养老院却屡次获得普陀区民政局的奖励补助。就在2021年，刘柱父子的颐佳苑公司旗下就有5家养老院获得民政局“以奖代补”资金奖励，而普陀区获得奖励的养老院总数也就13家。多名员工称，每次区里来检查，刘柱父子都能“提前几天知道”，并作出相应安排。“检查都形同虚设，都是演戏给上面看。”

武丹萍（实习）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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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新长征福利院送活人去殡仪馆事件

活人被送殡仪馆荒诞事件，是上海这家养老院管理混乱突破底线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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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新长征福利院送活人去殡仪馆事件

文｜财新 包志明

5月1日早上6时许，睡梦中的王小梅（化名）被一通电话吵醒。上海新长征福利院的工作人员通知王小梅，她的姐姐“去世”了。
王小梅的姐姐75岁了，没有子女，一直都是王小梅在帮忙照顾。一年多前，年事已高、渐渐力不从心的王小梅将姐姐送入新长征福利院。

成立于1983年新长征福利院原本是属于普陀区民政局管理的公办福利院，1998年，该福利院还被纳入上海市政府实事工程，总投资1000万元。2017年，在养老院“公建民营”风潮下，新长征福利院被刘柱和刘颖骅父子承包下来。
据新长征福利院员工透露，疫情前福利院共有150多名老人，另有20多名护工、1名护士和1名医生。3月1日上海普陀区暴发首例疫情当天，新长征福利院即进入封闭式管理，禁止家属探视。
福利院还是被疫情击中，4月8日，一名老人被确认阳性，此后又相继有多名老人和护工感染阳性，其中包括王小梅的姐姐。

5月1日10时许，王小梅和丈夫赶到了福利院所在的清峪路130弄小区门口，从福利院工作人员手中拿到了姐姐的死亡诊断书，后按工作人员指示去附近的社区医院开具死亡证。王小梅称，在开死亡证时，“社区医院只问了一些简单的问题” 。
吴建冲和韩斐是宝山区殡仪馆派来拉运王小梅姐姐“遗体”的接运员。他们在16时30分许到达了福利院，这时，一具已进行全面消杀、并被密封装进黄色尸袋的“遗体”已停放在门口。
在将“遗体”搬运到车内时，接运员吴建冲感觉“遗体”似乎动了一下。他立刻叫同事韩斐一起察看，在确认“遗体”确有生命迹象后，他们叫来了福利院工作人员将尸袋打开进行进一步确认。
“活的！是活的！” 吴建冲掀开覆盖在“遗体”面部的毛巾时，看到这具所谓的遗体确实是一个大活人。在福利院工作人员试图将毛巾重新盖住老人面部时，吴建冲马上阻止，并让工作人员赶紧将老人送回医院。
这荒诞一幕被社区居民拍下后上传到网上，引起舆论强烈声讨。

从回程出来的吴建冲和韩斐口中得知姐姐还活着的消息，王小梅愤怒之余，马上拨打110报警。社区片警赶到后，进入福利院确认王小梅的姐姐确实还活着，并拍摄了视频。“眼睛睁得很大，还在眨眼。”王小梅描述，视频中的姐姐精神状况还不错。
当晚，王小梅姐姐转去普陀区新冠定点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因疫情，我们家属无法见到亲人最后一面。如果不是殡仪馆工作人员高度的责任心，一个活人就这样被烧掉了。简直是荒唐！”王小梅说。

5月2日，上海普陀区政府对此事作了通报：第一时间开展调查，并将老人转运至医院救治，目前老人生命体征平稳。据调查结果，对普陀区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建东党纪立案，接受进一步调查；对区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耀红，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刘颖华，长征镇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主任吴友成3人免职、党纪立案，接受进一步调查；对新长征福利院院长葛芳免职、政务立案，接受进一步调查。
此外，普陀区卫健委根据《医师法》规定，吊销涉事医生田某某医师执业证，并由公安机关对其立案调查。区民政局对新长征福利院启动行政处罚程序，并派驻工作组进驻该福利院开展后续工作。
另据宝山区殡仪馆通报，因挽救老人生命，吴建冲和韩斐两人分别被予以5000元的奖励。

一名上海卫生系统人士对新长征福利院直接出具死亡诊断书的做法十分不解，他告诉财新，医生判定患者死亡有一定标准，必须在生命体征上没有呼吸和脉搏、瞳孔放大、同时心电图变成直线，即便如此，如果有家属在场也需要家属到场确认死亡，家属不在场的，也需要抢救半小时以上的记录。
“就算是有医务室的养老机构，大多也没有专业设备可以进行抢救，在发现老人病危后一般是第一时间叫120送至医院，疫情期间虽然120到达时间会晚，但这个流程还是可以走的，不理解为什么医务室医生会直接诊断老人死亡。”他说。
据多名新长征福利院员工透露，新长征福利院的医生田晓英虽然拥有医师执业证，但其之前是在农村诊所行医，并不具备临床诊断的能力。“她之前主要就是帮病人配药、挂水，看病是没有这个能力的。”福利院员工说。

新长征福利院的承包人刘柱进入养老行业已经逾二十个年头，上海本地报纸《新民晚报》曾称他为“沪上创新养老机构的先行者”。
2001年以前，刘柱是上海申新九厂的一名厂医。申新九厂中国第一家机械棉纺织厂，前身为李鸿章于1878主持筹建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关停下岗潮中，申新九厂于1996年9月全部关停，前后共有3000多名工人下岗，刘柱就在其中。2001年，刘柱联合了另外4名厂医，将原本厂里闲置的职工宿舍改造成了养老院，成立了申新敬老院，共设有169张床位。这是上海首个利用废弃工厂宿舍改建为养老院的案例。

21世纪以来，中国老年人口飞速增长，但以公办养老院为主体的养老产业却无法跟上形势。碍于有限的财政资源，公办养老院的定位为救济性福利单位，仅承担救济城镇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赡养人的“三无”老人和农村五保户的职责，能提供的床位数非常有限。
于是，国务院2011年下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中确定了“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原则，明确政府的职责定位于制度规划、筹资以及服务监管方面，同时打破行业垄断，逐渐开放养老市场，通过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方式增加市场供应。
所谓公建民营，就是由政府提供硬件设施，低价出租给民营机构，由其负责运营，自负盈亏，政府主要负责服务监管。由于投资门槛和运营成本大幅降低，大量社会资本涌入，一批“公建民营”型养老院应运而生。

刘柱也在这个时候开始扩张他的养老版图。2013年，刘柱和儿子刘颖骅共同成立了上海颐佳苑医养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颐佳苑公司）。此后，刘柱就先后从普陀区民政局承包了长寿路街道敬老院和百达敬老院。
至2021年底，刘柱家族已经拥有了普陀区桃浦镇第一养老院、新长征福利院、长寿路街道敬老院、馨越长者照护之家、长寿安远长者照护之家、静安区乐宁老年福利院等8家养老院的运营权，总床位数超过1200张。
其中，桃浦镇第一养老院则是普陀区规模最大的养老院之一，由桃浦镇投资近1亿元修建，床位数约500张，成立后不久即交由刘柱运营。
一名刘柱管理的养老院员工告诉财新，2019年开始，因年纪和身体原因，刘柱逐步将手中的养老院交由儿子刘颖骅负责运营，自己则退居幕后。

在养老院版图迅速扩张的同时，刘柱为降低成本，不惜置养老院的服务和管理于不顾。
据一名新长征福利院员工透露，在2017年刘柱承包前，福利院护工采取12小时两班倒工作制，即白班6点上班至18点下班，晚班18点上班至第二天6点，做一休一。刘柱承包后将护工的排班改为24小时住院模式，即全天24小时住在福利院，每月假期只给一两天。
在护工与老人的配比上，该员工称，接管前，福利院一名护工大致要照护6名老人，刘柱接管后，一名护工大致要照护9到10名老人。据他提供的数据，新长征福利院现有床位约200张，但护工仅有20多名，且一半以上护工是第三方劳务派遣工，并非合同工，也没有护工证。“很多老护工都受不了这个工作强度走了，他就从外地低薪招了一批。现在福利院的护工数量比以前减少了一半。”
长寿路街道敬老院的一名员工则称，刘柱承包前，敬老院有护工17人负责63个床位，现在只剩下2个护工负责14个老人。“服务质量下降太厉害了，老人都吓的不敢来。”
据中国民政部《养老机构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规范》要求，对完全不能自理老人的护理员的配备比例为1：3—1：5；对部分自理老人的配备比例为1：8—1：12。
地方标准通常比这要严格一些。北京市《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星级划分与评定》中，最低等级的一星级养老机构明确要求：对重度失能老人的养老护理员配备比例为1：3；对轻中度失能老人的配备比例为1：6。上海市对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的评定中，则没有该配置比例的要求。
“福利院的失能老人和行动不便的老人要占到一多半，每天都要喂饭、擦身、户外活动、换成人尿布等，在一对十这种工作强度下，护工根本无法用心去照护好每一个老人，能做到什么程度只能凭良心。”上述员工说。
“4月以来，福利院有大约有10名护工阳性，被送去隔离，人手紧缺的情况更严重了。”上述福利院员工说，“有些护工需要1人照护20名老人，很多老人整整一个月都没擦身和洗澡，还得了褥疮，挨饿更是家常便饭。”
据多名员工透露，为了压低成本，刘柱招聘的护工底薪普遍只有4000多元/月，然后在4个床位的基础上，每增加一个床位给300元/月。
“在这种薪水下，很难招到合格的护工，不少护工本身就是退休老人，文化程度很低，也没有护工证，上面来检查的时候就从别处借调一些护工充数，甚至买一些假证。”一名员工说。

刘柱父子对养老院的管理也十分粗放。多名员工称，此次被免职并政务立案的新长征福利院院长葛芳并非专业管理人员出身，她以前是该福利院的一名会计，因前院长生病才临时顶班成为院长。
“上面对院长最主要的能力要求是‘拉人头’，因为政府对养老院的床位有补贴，床位利用率越高，补贴总量也越多。”多名员工称，只要能拉来住院老人，每拉一人可以给800到1000元的提成。
在驻院医生上，多名员工称，为了降低成本，刘柱一般是招外地退休的医生或者村医，工资只有五六千元/月。医务室的配置也十分简单，一般只有血压计、听诊器等一些简单设备。

在这种管理方式下，刘柱管理的养老院很早就出现过多起事故。2015年7月，刘柱当时承包的百达敬老院就出现过一名老人入院仅2天就跳楼自杀的恶性事件，上海市二中院以护理上存在疏漏，判决百达敬老院赔偿死者家属2万元。
虽然管理糟糕，但是刘柱父子管理下的养老院却屡次获得普陀区民政局的奖励补助。就在2021年，刘柱父子的颐佳苑公司旗下就有5家养老院获得民政局“以奖代补”资金奖励，而普陀区获得奖励的养老院总数也就13家。多名员工称，每次区里来检查，刘柱父子都能“提前几天知道”，并作出相应安排。“检查都形同虚设，都是演戏给上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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